《读书》首发 | 王笛：探索公共生活的意义

编者按

为了20世纪后半时段的茶馆研究，王笛曾于1997年、2000年和2003年对成都茶馆做了三次实地考察，对茶馆中各样的人进行了访谈，并做了详细的考察笔记。通过这些笔记记录的细节，人们可以看到世纪之交一个城市的外貌、文化和日常生活等发生的巨大变化，看到从茶馆这个小空间体现出的社会经济和公共生活的急遽变迁。作者也想通过这样的调查和记录的经历提醒：专业写作有其视角的局限，个体真实的记录本身就有意义。

探索公共生活的意义——我的成都茶馆考察笔记

文 | 王笛

（《读书》2022年12期新刊）

当年我到了美国以后，离开了中国的文化环境，生活在一个完全不同的世界里，成都的点点滴滴开始在脑海中不断浮现。因此，在博士论文开始选题的时候，便毫不犹豫地选择了研究成都这个城市。当时我有三个选择，街头文化、茶馆和袍哥，后来根据资料收集的难易程度，决定还是选择街头文化，因为相对后面两个题目，资料收集稍微容易一些。

在追寻街头文化资料的过程中，陆续发现成都茶馆的新资料，以至于《街头文化》那本著作完成之前，我便决定把茶馆作为我的下一个研究课题。关于二十世纪成都茶馆的研究，最终发展成了两部学术专著、一本文学和历史学结合的大众读物以及一本茶馆考察笔记。第一部专著写的是一九四九年以前的成都茶馆，主要利用了档案资料、报刊以及其他文献。但是第二部由于涉及离我们比较近的时代，特别是改革开放以后，写作上遇到很多不利因素。要么没有档案，要么档案还没有到开放的期限，或者就是对时间比较近的档案管理比较严格。不过有利的因素是，我自己作为研究者可以直接对茶馆进行考察。在那几年里，我考察了不同类型的茶馆——从气派非凡、多层的、可容纳上千人的茶楼，到简陋的只有几张桌的街角茶棚，与茶馆中各种各样的人进行了交流。

三个版本《茶馆：成都的公共生活和微观世界1900～1950》（来源：new.qq.com）

我对成都茶馆的考察，主要集中在一九九七年、二〇〇〇年和二〇〇三年的三次考察，以及以后的关于茶馆的一些记录，留下了这本茶馆笔记。我对茶馆进行的实地调查，得到了丰富的第一手资料。然而没有预料到的是，利用这些资料的最后成果，竟然到了二〇一八年才由康奈尔大学出版社出版（中文翻译版二〇二二年香港中文大学出版社出版）。如果从一九九七年算起，也就是说前后二十一年，可见这项研究工作的投入有多么巨大。

1

考察方法

我的茶馆考察最早是从一九九七年开始的，一九九七年六月二十一日和二十二日，在悦来茶园与熊倬云、周少稷、姜梦弼、余逊四位老先生进行了比较详细的访谈。他们都是七八十岁的老人，都是茶友，定期到悦来茶园碰面喝茶，然后就在附近的一个饭馆吃饭，我也参加了二十一日的午餐。他们都非常和善，有着丰富的人生阅历，经历了时代的沧桑。和后来我的茶馆考察主要是靠我与茶客聊天和观察不一样，那次我主要是听他们讲。我们在悦来茶园谈了两天，他们所讲的往事，为我研究成都提供了很多有趣的细节。

我当时在四川省和成都档案馆看资料，十一点半就要交还档案，下午两点半才又开放。中午三个小时，除了休息和吃午饭，就是考察茶馆的极好机会，省市档案馆周围的茶馆我几乎都去过，那是我对茶馆进行田野考察最活跃的一个时期。

除了一九九七年的那次访谈，当我考察茶馆时，并没有分发调查问卷，做笔记或录音。我更倾向于随意的交谈，没有一个预先设定的主题。这样，我力图得到被调查对象的最真实的表达，去倾听他们的声音。每天的考察结束后，我把自己当天的所见所闻，写入田野调查的笔记中。所以这本书所记录的，便是我在茶馆中所见所闻和所谈的实录。可以说是原始的，没有经过任何处理的材料。

人们在茶馆闲谈，2015年秋王笛摄于彭镇观音阁老茶馆（来源：ny.zdline.cn）

在传统的街角茶馆，顾客们并没有什么隐私意识，可以放开讲他们的故事，这对我的考察很有帮助。但是这样做的缺点是，漫无目的，我所获得的信息经常是随机的，无法得到系统的资料。特别是在茶馆与茶客漫谈的形式，使我不可能长时期地、深入地了解我所观察的对象，进入到他们的内心世界，或是进入他们的生活。因此与人类学家长期住在一个社区内的系统田野调查相比，还是有着本质的区别。好在我是从历史学的视角去对待我所收集的资料，并不试图去建立一种人们行为的一般分析模式，而是去回答在经济、社会、文化和政治变化过程中，公共生活是怎样改变的等相关的历史问题。

而且在使用这类调查记录的时候，我尽力去保持资料的最初风格，最自然的东西。希望我讲述的故事，不要太受我主观意识的干扰。这些考察资料为我的成都茶馆研究提供了故事和细节，增加了感性的认识。在考察的时候，如果我对某些谈话或者发生的场景有任何自己的想法，我在笔记中也记录下来，但会明确说明是我的思考。

2

考察笔记记录的信息

从这些考察记录中，可以看到很多虽然年代并不久远，但是今天已经被遗忘的信息。如我世纪之交记录的物价，在城内的小茶馆里，最便宜的茶可以卖到八毛钱一碗，一般茶馆的茶是二至五元不等。在成都郊区，当时甚至还有一角一碗的茶铺存在。在二〇〇〇年七月二十二日的笔记中所提到的国际会展中心的顺兴老茶馆，那里的茶最便宜的是十五元，但是到晚上最便宜的是二十八元，因为晚上茶馆有演出。而当时成都最高档的圣淘沙茶楼，白天最便宜的茶也是二十八元。茶价的档次差别是非常大的，远远超出了我们的想象。

从这些记录中可以看到，如果要开一家茶馆的话，当时只需要一万多块钱，甚至五六千元也能搞定。在茶馆里掏耳朵，二〇〇〇年收费是每次四元。掏耳师在茶馆中谋生，虽然不需要许可证，但是每个月要给茶馆交两百元，作为使用茶馆空间的费用。这些掏耳师多来自农村，月收入五六百元。算命先生也多没有什么真本事，但是作为农民进城谋生，他们也能够找到一口饭吃。当时算命是八元起步，好的时候一天可以挣到四十元左右，也就是说服务五个客人。而擦鞋匠一个月可挣两三百元。

挖耳匠和他的顾客，作者2002年夏摄于成都鹤鸣茶馆（来源：chinesefolklore.org.cn）

我还记载了茶馆的经营。比如在花牌坊街四川省档案馆附近的一个“水吧”，在和女老板聊天的过程中，我知道这个水吧每个月的营业额要四千五百元才能保本，但是当月因为刚开张，估计最多能卖到三千元。当时房租是一千元，还要支付一千多元的工资，外加伙食、水电以及其他成本几百块，所以营业额三千元便要亏本。有意思的是女老板还提到她的女儿在四川大学读二年级，每年学费和住宿费是六千元，加上伙食费共要一万多。她说供一个大学生的负担很重，而当时她的工资一个月才两三百元，因此不得不提前退休，用单位给的补偿来开店。

从关于茶馆的这些记录中，我们可以看到那个时候外来务工的人员，还是有可能开一个小茶铺谋生。在今天看来，已经很难办到了。随着城市的更新，高大上的街道和建筑取代平民化的小街小巷和街边的铺面房，给他们提供的机会越来越少。

我所记录的当时的人们在茶馆中的谈话，也非常有意思。比如说人们谈论当时走红的“散打评书”李伯清的表演。记得他讽刺的那些喜欢显摆的人，拿着大哥大在农贸市场打电话，问家里人买不买葱、买什么菜等等鸡毛蒜皮的事，当时人们觉得很可笑。真是时过境迁，现在我们用手机从菜市场联络家人，询问要买什么小菜，简直是太寻常了。这提醒我们，文化和日常生活随着时间和空间的变化而变化，在一个时期好像是非常新的东西，但是在另一个时期就过时了；在一个地方是很滑稽的，但是在另外一个地方就完全不可笑了。

“一个堂倌”，美国《生活》杂志记者C. 麦丹斯（Carl Mydans）1941年摄于龙泉驿（来源：new.qq.com）

我在笔记中还记下了当时城市日常生活的一些细节，如茶馆提供了公用电话，这是当时一个非常重要的社会服务，因为当时有手机的人凤毛麟角。不过，相当多的成都人中（其实乃至全国），很多人都配有 BB机。如果要找某人，就发信息到 BB机服务台，服务台把信息转到那个人的 BB机上，那么这个人就会用街头、茶馆或者小杂货店所提供的电话打回去。笔记中还提到当时的收费情况，如果电话打给本市，前三分钟三角；超过三分钟，六角；超过六分钟，九角，以此类推。当时正是“全民经商”的高潮，很多皮包公司的老板没有办公地点，整日在外面奔波，他们需要随时联系业务，这种电话服务是非常重要的。

从这个茶馆笔记中，还可以看到人与人之间的关系。所记载的有些细节，当时无非是我所看到的东西，似乎没有什么特别的意义，也不知道那些细节的观察对我的茶馆研究是否有用。但是在很多年以后，看起来却充满着新鲜感。比如说二〇〇〇年七月三日所记录的开茶馆的小姑娘和隔壁光盘商店的王姐之间的相处，便是非常亲密的、相互帮助的、自然而温馨的关系。王姐开店门以后，茶馆的女老板还帮她把冰箱搬到街沿上，王姐顺便可以卖冰棍。然后王姐进来，用自己的茶杯倒开水，也不用在茶馆里买茶，就用自己的茶，但是用的是茶馆的开水。好像没有任何问题，一切都习以为常。

又如在一个街边小茶馆，我看到一个老太太拎了一袋菜，路过茶馆。显然是老人家早上买了菜，半途走到这里有点累了，把菜放在靠门口的桌上。并不和女老板打招呼，也不买茶，坐在那里休息，还把菜拿出来在桌上整理，菜整理好了，又慢慢离去，自始至终没有说一句话。女老板也不打扰这个老太太，大家都很淡定，似乎都很默契。我很感慨当时周围居民和小茶铺的这种和谐关系，因为很多小店铺，如果不消费的话，是不愿意你坐在那里的。

从上面的描述，还可以发现一个有趣的现象：就是开茶馆的老板女性占了相当大的比例，这反映了当时在小商业的发展过程中，妇女扮演了一个非常重要的角色，她们在改革开放的中国经济增长中，所做出的贡献一点都不比男人逊色。

“茶馆里的女服务员”，摄于鹤鸣茶社（来源：new.qq.com）

二〇〇三年七月九日，我在去成都郊区的一个小镇考察的途中，司机由于走错了路，拐进了一条乡村土路，则意外地发现了一番不同寻常的乡村景色：沿着那条乡村土路，可以见到两边不少的简陋茶馆，有的就是用竹子搭起的简易茶棚。虽然条件简陋，但是农民们都显得放松和悠闲，一边喝着一毛和两毛钱一碗的茶，一边在茶馆里打牌下棋聊天，有的手里编着草帽辫子，让人恍惚回到了过去的乡村生活。也就是说，即使到了二十一世纪，哪怕在一个高度现代化的大城市的郊区，也会出现那种不变的似乎静止的乡村生活，我们可以在传统和现代的时空不断转换的场景中对社会生活进行观察。

对于住在城内的成都市民，特别是退休人员，茶馆对他们的意义就更为明显。他们定期到茶馆去聚会、聊天、打麻将、聚餐，玩一天，茶钱、租麻将外加午餐，所花费的也就是在十元到十五元之间，茶馆——其实也只有茶馆——为他们晚年的社会交往和公共生活提供了必不可少的设施。

老人们在彭镇观音阁老茶馆外面打牌，2019年7月王笛摄于成都郊区彭镇观音阁老茶馆外（来源：sohu.com）

我在茶馆里观察到各种人物，各个不同年龄、性别、职业、受教育程度的顾客，以及在那里谋生的人们，包括掺茶的、行医的、卖药的、卖绘画书法的、掏耳朵的、擦鞋的、算命的、唱歌跳舞的……茶馆的小空间，就变成了一个纷繁的大社会。

3

这些记录的意义何在？

从二十世纪九十年代后期以来，我们目睹了这个城市的外貌、文化以及日常生活的巨大变化。在我对成都进行考察后，不到十年时间，旧的城市几乎从我们的眼前消失。虽然城市还是坐落在原来的地方，城市名称也没有改变，但是从这个城市的外貌和文化来看，又像是另外一座城市：另外一个城市格局，另外一种城市景观，以及另外一种城市生活。

当时我考察的茶馆，今天绝大多数都不复存在。过去它们一般开设在小街小巷，但是拆迁重建后的成都，出现了更多的为汽车服务的交通大道，逐渐失去了过去小茶馆赖以生存的环境和空间。我在笔记中描绘过多次的大慈寺的茶园，虽然仍然存在，但是现在也不一样了。当时是利用了大慈寺内的大殿以及庭院，现在的规模小多了，氛围也不一样了。当然，这种变化也是可以理解的，因为大慈寺现在是成都市的重点文物保护单位。不过，有时候我想，那个原来占用了几个大殿和庭院的文博大茶园，其实作为非物质文化遗产很值得保护。虽然这个茶馆的历史也不算长，但是它所提供的那种文化氛围，在相当大的程度上，真正继承了成都茶馆的精髓。而大慈寺本身，在文物保护的旗号下，原来的木结构大厅和大柱，被换成了水泥结构，已经失去了本身的文物价值，现在无非是一个躯壳而已，这是非常可惜的。大慈寺是唐代的古寺，虽然经历过几次大火，但原来的那几个大殿，也是清初留下来的建筑。把木建筑改为水泥建筑，原有的本质已经被抽掉了。

我一九九七年、二〇〇〇年和二〇〇三年夏天在大慈寺后面的和尚街、笔帖市、东糠市街等小街小巷考察的时候，那是当时成都所存不多的老城老街的格局。现在整个片区已经完全消失了，变成了最时髦的商业中心太古里。

大慈寺茶园（来源：jin11.net）

有时候在同一家茶馆，我感觉到了时间的停滞。我在二〇〇〇年和二〇〇三年夏天都去了大慈寺的文博大茶园，在二〇〇〇年的笔记里记录了人们在茶馆里唱歌跳舞，在二〇〇三年的笔记中，也描述了类似的活动。可见，一些茶馆在相当长的时间内，在社区娱乐中都充当了一个重要角色。

不过最有意思的发现，是当我整理二〇一九年夏天在彭镇观音阁老茶馆照的照片时，发现一个打牌老人的样子很面熟。结果我翻出了二〇一五年秋天在同一家茶馆拍摄的照片，发现有好几张他都正在打扑克。由于这个老人的面部特征比较明显，二〇一五年的照片我反复看过许多次，他的形象竟然不知不觉地留在了我的脑海之中。没有想到相隔将近四年的在茶馆随手拍的照片，竟然拍下了同样一个人。这种机缘巧合可以说是神奇，我当然不会放过这样的机会，便萌生了要去找到这个老人的想法并付诸行动，找到了机会在茶馆直接和他聊天，挖掘他常年来茶馆后面的故事。

王笛根据在观音阁茶楼拍下的老茶客照片绘制的画（来源：miaoxianghui1.com）

从前许多在街上从茶馆门口经过的各种挑担子的小贩，卖米的、卖水果的、卖凉面的、卖花的等等，现在也几乎见不到了。从这个意义上来说，过去这个城市与周围乡村的紧密联系，由于受城市的扩展、城市空间结构的变化，已经被割裂开来，或者以另外一种形式连接起来，即现代化的物流系统已经扮演着联系城乡的一个主要角色。

以蔬菜摆到城市居民的饭桌上为例，过去农民把蔬菜直接挑进城里（或者推车，过去成都郊区的农民普遍用独轮车，叫“鸡公车”，后来更多的是用自行车）和居民发生交易活动。但是在今天，蔬菜从菜地运进巨大的蔬菜中转站，然后分发到各城市的蔬菜批发市场，再往下由各个菜场的蔬菜贩或者超市把这些蔬菜销售给居民。也就是说城市居民在得到这些蔬菜时完全和原始的生产者没有任何直接的联系了。这种通过物流系统建立起来的连接，已经和过去人与人之间的直接交流有了巨大的不同，这种不同其实也改变了城市居民和农民的生活乃至交流模式。

因此当时考察留下来的记录便显得特别珍贵，因为犹如当时按下了照相机的快门，记录了那一个个历史的瞬间。重构中国城市的过去是研究社会史、文化史和城市史的历史学家们所面临的重要任务和应尽的职责。

而且我也一直主张，人人都是历史学家，甚至为此专门发表过文章——《记录我们的历史》（《南方都市报》二〇一〇年四月二十日）。写历史，并不是历史学家的专利，也不能把这个重要的使命完全交给他们去完成，因为他们记录和书写的历史，只是他们眼中的历史，或者是他们头脑中的历史。更何况这种历史，还经常是用精英的视野和话语来撰写的。个人的经历记录下来，现在可能看起来平淡无奇，但是许多年后，就是非常珍贵的记录。我曾经不止一次地提到过《屠猫记》那本书，其中第二章，便是依据十八世纪巴黎一个小印刷作坊的学徒自娱自乐写下的杀猫的恶作剧，结果后来却为罗伯特·达恩顿（Robert Darnton）写他的这个名篇提供了基本依据。

《屠猫记》（来源：librarything.com)

细心的读者可能会发现，二〇〇三年考察的笔记要粗犷一些，没有三年前的笔记那么多个人的故事和细致的观察。因为那个时候，我认为茶馆的资料已经大致收集齐备，而且我的茶馆研究的截止年是二〇〇〇年，离二〇〇〇年越远，对我的用处就相应地减少。茶馆的观察也差不多了，很多现象都是雷同的。所以，二〇〇三年及以后的大多数记录都带有顺便的性质，是因为在茶馆里见朋友、见同学、聊事情，要不就是聚会、办事，或者是经过顺便看看，随手记下来的一些信息，并没有专门进行考察。现在把笔记整理成书，虽然比较简略，但仍然有一定的参考价值。

然而，还有另外一个重要的原因，是那一年春天暴发的“非典”，造成茶馆生意萧条，没有了那种熙熙攘攘的氛围，人们尽量躲开公共场所的活动。不过，这个茶馆笔记，也可能呈现出了当时没有想到的一种意义，即记载了那次疫情期间成都的日常生活和公共生活，以及人们对那场突如其来的灾难的反应。

历史就是这么无情，当我在整理茶馆笔记的时候，我们正在遭受又一次疫情的打击。如果有许多人都记录下在灾难中的日常经历和故事，就会给后人留下更全面的和真实的记录。我们不能只依靠媒体的报道和个别知识分子的写作，因为那只是有限的观察和视角。民众自己来记录当下的故事，哪怕现在可能没有机会传播，但是多年以后，就是珍贵的原始资料。

（The Teahouse under Socialism: The Decline and Renewal of Public Life in Chengdu, 1950-2000. Di Wang, Cornell University Press, 2018. 中译本《茶馆：成都公共生活的衰落与复兴，一九五〇至二〇〇〇》，香港中文大学出版社二〇二二年版；《茶馆笔记》，上海人民出版社二〇二三年即出）

* 文中图片均来源于网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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